中新社北京7月5日電 題：中國發(fā)現(xiàn)30萬年前東亞最早木器意味著什么？

　　——專訪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

　　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

　　中國西南甘棠箐遺址發(fā)現(xiàn)30萬年前、已知東亞最早木器的研究論文，北京時間7月4日凌晨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上線發(fā)表，這項具有重大突破意義的舊石器時代木器考古發(fā)現(xiàn)和多學科研究成果，備受關注。

　　30萬年前的木器是如何發(fā)現(xiàn)、測年及保存下來的？如何確定這些木器是古人類制作和使用的工具？與非洲、歐洲等已發(fā)現(xiàn)舊石器時代木器相比，這些木器有哪些特點？這項發(fā)現(xiàn)有何研究價值與學術意義？作為甘棠箐遺址多學科團隊組織者，論文第一通訊作者、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代表甘棠箐遺址考古發(fā)掘研究團隊，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圍繞這些議題科普解讀。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甘棠箐遺址是處什么樣的遺址？其30萬年前木器是怎么發(fā)現(xiàn)和測年的？

　　高星：甘棠箐遺址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區(qū)，坐落于撫仙湖南約5公里一處坡地上，海拔1836米。該遺址發(fā)現(xiàn)于1984年，1989年做過首次考古發(fā)掘，出土大量石制品和動物化石；2014年-2015年和2018年-2019年兩個野外考古季被再次發(fā)掘，出土豐富的石制品、動物化石、木質(zhì)材料、植物種子。

　　本次發(fā)表論文的研究材料來自甘棠箐遺址新近兩次考古發(fā)掘，最重要的考古發(fā)現(xiàn)當屬出土35件保存完好、年代為距今約30萬年的木器，是目前東亞地區(qū)最早的木器，其痕跡清楚、特點鮮明，主要功能是挖掘可食性植物根莖，可稱作“挖掘棒”。這35件木器的樹種來源主要為松屬，約占70%，另有約3%的樹種為殼斗科植物，其余木器為闊葉材樹種。

　　在甘棠箐遺址，與木器伴生的文化遺存包括大量石制品、骨角器、動物化石、植物遺存，其成組出現(xiàn)的同類工具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中非常罕見。

　　測年是考古學的基礎性工作，研究團隊采用古生物地層學、古地磁學、光釋光、電子自旋共振方法等多種測年手段，獲得甘棠箐遺址的形成年代范圍為距今20萬年-35萬年，進一步結(jié)合地層關系建立可靠的年齡框架模型顯示，該遺址含石器與木器的地層年代跨度為36萬年-30萬年至29萬年-25萬年之間，由此確認木器年代為30萬年前。

　　中新社記者：30萬年前的這些木器，是如何保存下來的？

　　高星：植物材料很容易腐爛降解，不易形成化石變成考古標本，因此30萬年前木器等大量植物遺存能被完好保存下來，這在舊石器時代遺址中十分罕見，而論證其年代的古老性和埋藏條件及古人類生存的環(huán)境背景成為研究的關鍵問題之一。

　　研究團隊通過大型植物化石、孢粉數(shù)據(jù)、濕生植物、大型哺乳動物和小型哺乳動物及龜類、鳥類等遺存，開展多學科綜合分析表明，甘棠箐古人群生活在溫暖潮濕的熱帶、亞熱帶環(huán)境下，周圍水草豐沛，林木茂盛，動物種類繁多，是一塊理想的古人類棲居地。

　　通過地貌、地層和埋藏學的多指標分析，研究團隊認為，甘棠箐遺址位置與環(huán)境特殊，人類活動時期形成的沉積物主要為河湖相堆積，是古撫仙湖湖岸河湖相沉積的結(jié)果。遺址在飽水、穩(wěn)定的環(huán)境和快速埋藏的條件下保存了大量有機質(zhì)材料。木器等有機物被埋藏在富含有機質(zhì)的潮濕黏土地層中，缺氧環(huán)境則造就木器及其他有機質(zhì)材料得天獨厚的保存條件。

　　中新社記者：怎樣確定這些木器是人類制作和使用的工具？

　　高星：甘棠箐遺址出土近千件木質(zhì)材料中，35件被鑒定為人工加工的木器。這些木制工具形態(tài)多樣，其中32件在尖端/刃部/底端有明確的人工修理痕跡，被加工出可以用于挖掘的尖端。其中，2件為需雙手持握的大型挖掘棒；4件具有獨特的鉤狀尖刃，可能用于切斷植物根系；其余則為可單手持握的小型挖掘工具。

　　為論證這些木器的人工屬性及其特定功能，研究團隊展開痕跡分析、殘留物分析和實驗模擬等專項研究。肉眼觀測和在顯微鏡下的微痕分析表明，這些痕跡出現(xiàn)在特定部位并具有方向性，是確鑿的人類加工與使用的證據(jù)。

　　多數(shù)木器的尖端保留土壤殘留物，進一步證明這些木器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可食性的地下植物根莖。刃部拋光條痕、斷裂磨損和粘連的土壤及植物殘留物等，證實該批木器工具被高強度使用過。

　　研究團隊還開展針對性模擬實驗，進一步論證這類木器能被舊石器時代人類用簡單的石器加工制作并具有挖掘的功能。

　　中新社記者：甘棠箐遺址發(fā)掘研究團隊的構(gòu)成是怎樣的？該遺址木器與舊石器時代非洲、歐洲等地木器相比有何特色？

　　高星：甘棠箐遺址發(fā)掘研究團隊由中外多家科研單位的專業(yè)人員組成，開展綜合性、多學科、跨平臺的合作研究。其中，論文第一作者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劉建輝，本人和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理學院李波教授為通訊作者。

　　團隊成員還包括來自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地質(zhì)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理工大學、香港大學、云南大學，以及英國?？巳卮髮W、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等眾多科研人員。

　　研究團隊對比分析發(fā)現(xiàn)，舊石器時代的木器在非洲、歐洲等此前雖已有所發(fā)現(xiàn)，但甘棠箐木器與英國克拉克頓、德國舍寧根、贊比亞卡蘭博瀑布等遺址木器不同，保存完整，功能明確。

　　相較于歐洲、非洲遺址出土的木器，甘棠箐的木質(zhì)工具種類更豐富，尤以小型單手持握的木器為主，反映出生活在此地的古人類群在木材選擇、功能性刃部預制方面具有前瞻性和計劃性，能根據(jù)不同的功能需求制作不同形態(tài)的工具。

　　本次研究還揭示在與歐非不同的環(huán)境背景下，東亞古人類獨特的適應策略和生存方式：甘棠箐早期人類在亞熱帶環(huán)境中以植物資源為重要食物對象，而在歐洲舍寧根等北溫帶環(huán)境中，對大型哺乳動物的狩獵則明顯占據(jù)主導地位。這揭示出舊石器時代人類生存方式的多樣性，以及東亞古人類因地制宜、靈活變通的適應生存策略。

　　此外，石器是舊石器時代人類主要的技術與文化信息載體，相較于歐亞大陸西部舊石器時代早中期石器注重修型與規(guī)范化趨勢，以甘棠箐為代表的東亞古人類則更注重對石器刃口的修理，這應該是東亞古人類在面對相對劣質(zhì)的石器原料時采用的簡便務實的應對方式，也體現(xiàn)出舊石器時代人類技術與文化的多樣性。

　　中新社記者：甘棠箐遺址出土30萬年前木器意味著什么？有何研究價值與學術意義？

　　高星：甘棠箐遺址出土的數(shù)十件木器是一項世界級的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不僅填補了中國舊石器時代木制品研究的空白，同時對探討木器的起源、加工技術、功能、演化發(fā)展過程具有重大意義。

　　這批木器加工與使用痕跡清楚，用于對植物食材挖掘的功能特點明確，對于認識東亞舊石器時代人類的文化與技術特點和認知、適應生存能力與方式，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30萬年前甘棠箐成組木器的出土，證明東亞遠古人類確實制作和使用過木器，木器在人類的生存活動中起過重要的作用。甘棠箐所出土的挖掘工具大大拓寬了人們對早期木器加工技術和使用功能的了解，也使學術界流傳的“東亞竹木器假說”得到強有力支持。

　　甘棠箐遺址保存的木器等大量植物遺存，首次揭示古人類廣譜型的植物食材；首次提供古人類運用木質(zhì)工具挖掘利用地下植物根莖等食物資源的可靠證據(jù)。

　　本項研究既充分展現(xiàn)古人類生產(chǎn)、生存方式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還多方面改寫了學術界對于舊石器時代人類生存能力與方式、東亞舊石器時代文化特點及其成因的認識。(完)

　　受訪者簡介：

　　高星，考古學家，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亞洲舊石器考古聯(lián)合會名譽主席，國際史前與原史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副所長、周口店古人類研究中心主任等職。目前擔任舊石器時代人類演化與遺傳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主任、《史前考古》主編、中國歷史研究院學術咨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大學崗位教授，以及西北大學、吉林大學、鄭州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河北師范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高校兼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人類起源、演化和舊石器時代技術與文化，已發(fā)表重要研究及科普論著300余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