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彭栓紅:云岡石窟如何見證民族融合與中外交流?
中新社北京5月20日電 題:云岡石窟如何見證民族融合與中外交流?
——專訪山西大同大學文學院教授彭栓紅
中新社記者 邢利宇

位于中國山西大同的云岡石窟,距今已有1500余年歷史。現(xiàn)存254個大小窟龕、45座主要洞窟、59000余尊造像,還有30余篇造像題記,是研究北魏的重要文物史料,是對正史、官方紙質文獻的重要補充。
哪些造像題記記錄了正史中沒有涉及的內容?哪些題記、窟龕、佛像體現(xiàn)了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外來文化如何在這里與中國傳統(tǒng)藝術風格交相輝映?山西大同大學文學院教授彭栓紅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云岡石窟造像題記彌補了哪些正史中沒有涉及的內容?如何體現(xiàn)歷史上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彭栓紅:研究云岡石窟,北魏文獻常引《魏書》《洛陽伽藍記》《水經注》等。但古籍文獻記載云岡石窟如何開窟造像的信息極少,且多關注大窟大像的開鑿,更多小窟小龕何人何時、為誰造像,則不見于正史典籍。
云岡造像題記為今人留下了珍貴的中晚期民間開小窟龕像的線索,如有信眾造像還愿求福報,例如《太和七年邑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像記》《太和十三年比丘尼惠定造像記》《太和十九年妻周氏為亡夫造像記》《佛弟子惠奴造像記》等。這些題記或是希望亡人獲得極樂,生人悟得菩提,國泰民安;或是祈求現(xiàn)世自我或父母病患消除;或是保佑親人旅途出行平安等。第39窟有關題記中的“法玉”既是出資造像者又是供養(yǎng)者的可能性很大,說明北魏當時存在先造佛像,后有寺院僧人認領、供養(yǎng)佛像的情況。

云岡石窟題記也蘊含了多民族交融的信息。第18窟窟門西壁有《大茹茹可敦造像記》,“茹茹”即芮芮、蠕蠕、柔然,其中還有“吐谷渾”,都是中國西北游牧民族?!翱啥亍比Q“可賀敦”,即皇后。此題記是北魏與周邊國家、民族交流的見證,說明不僅是鮮卑、漢族,其他北方少數(shù)民族也是北魏佛教信眾的組成部分,都會在云岡開窟造像設龕。
第4窟南壁、西部的第33窟北壁曾有元代游人墨書題記11題,有漢語音譯蒙語“探馬赤哈失”,題記以新舊蒙文、漢語書寫,體現(xiàn)元代大一統(tǒng)背景下蒙漢民族交融。第13窟南壁西側的遼代銘刻中出現(xiàn)“契丹”民族,有漢姓“張”、契丹遼朝國姓“耶律”,體現(xiàn)遼代存在胡漢通婚,有漢族、契丹族多民族信眾共同修建佛像現(xiàn)象。
中新社記者:除了造像題記,云岡石窟的佛教造像有哪些地方體現(xiàn)了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
彭栓紅:北魏統(tǒng)一中國北方,絲路再通、佛教東傳,在北魏推進改革、多元包容的政策背景下,中西、胡漢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速。云岡石窟造像處處可見文化多元共存的雜糅性。
如云岡石窟的窟龕形狀就體現(xiàn)了胡漢融合。滲透鮮卑狩獵洞窟生活印記的平面橢圓形、穹窿頂?shù)臅谊孜蹇撸蟹掠文撩褡宀菰瓪謳ど畹鸟窂]龕,仿漢族固定居所生活的廡殿頂、屋形龕、帷幕龕等。中期以后大量出現(xiàn)復式龕,如第6窟塔柱一層外層盝(lù)形龕與內層圓拱形龕構成復式圓雕大龕,體現(xiàn)了胡漢民族融合。第9窟主室南壁東側兄弟二人俱出家緣故事中,屋隴頂下又設穹廬頂,內置一佛,屋前欄桿和臺階欄桿均為勾片造。穹廬頂?shù)凝惡臀蓦]頂、欄桿建筑的結合,是典型的游牧文化和農耕定居文化建筑融合的例證,也是胡漢文化交融的結果。
云岡石窟造像中的衣冠裝扮也體現(xiàn)出民族性。云岡石窟造像早中期供養(yǎng)人多頭戴圓形的垂裙帽(鮮卑帽),窄袖短衣,穿褲裝,男子常穿小袖袍,婦女常穿夾領小袖、小襦襖。對襟衣服與腰帶搭配,男女多露足。但到了晚期造像供養(yǎng)人服飾漢化,男性多戴漢式小冠、進賢冠,寬袖長袍拖地,露履;女性多梳高髻,侍者多雙丫髻,穿交領寬袖大襦,長裙拖地略向后揚。一般左衽為胡服,右衽為漢服。云岡石窟人物造像左、右衽服飾共存,胡漢雜糅。
云岡石窟造像中的人物發(fā)型對民族融合也有所體現(xiàn)。髡發(fā)、辮發(fā)是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特征。第16窟南壁東側尖拱龕楣外左右各雕三身樂伎,其發(fā)型髡發(fā),前額僅留一撮頭發(fā)或倒梳辮發(fā),第8窟主室南壁窟門兩側上方伎樂身體健碩,剃發(fā)、辮發(fā)、蓄發(fā)形態(tài)及其分布區(qū)域不同,顯然來自不同的北方民族。
云岡石窟早中晚三期造像藝術風格漸進演變:早期胡貌梵相、粗獷健碩,異域色彩濃郁;中期改梵為夏,胡漢融合;晚期藝術風格以漢風為主,都體現(xiàn)了民族融合的深度和北魏的發(fā)展趨勢。
中新社記者:云岡石窟造像中哪些方面體現(xiàn)出“非中國”的元素?外來文化是如何在這里與中國傳統(tǒng)藝術風格交相輝映的?
彭栓紅:北魏借助絲綢之路,使得中國與歐洲、西亞交往交流頻繁。云岡石窟中期第9、10窟出現(xiàn)仿羅馬柱、古希臘式愛奧尼亞柱。第18窟北壁高浮雕弟子像卷曲形眉毛,高鼻深目,顴骨突出,臉頰棱角分明,兩頰凹陷,有歐羅巴人種特點。云岡菩薩寶冠多有波斯薩珊王朝的仰月冠飾等,如第8窟露齒菩薩戴日月寶冠。第12窟龕柱出現(xiàn)波斯獅形柱頭裝飾。第8窟摩醯(xī)首羅天手持一串葡萄,可能是中國佛教石窟中表現(xiàn)葡萄的最早圖像。

北魏借助佛教東傳也使得中國與南亞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和地區(qū)文化交流頻繁。云岡石窟早期曇曜五窟造像受犍陀羅藝術、秣菟羅藝術的影響。犍陀羅地區(qū)天氣較冷,佛造像衣服質地厚重,以通肩袈裟為主,人物“希臘化”。云岡早期體現(xiàn)犍陀羅風格的有第20窟東脅侍佛。秣菟羅地區(qū)天氣較熱,佛造像“濕衣佛像”,衣服輕薄貼體,顯露身體輪廓,臉型印度“本土化”。第18窟主尊釋迦佛披覆印度式袒右肩的千佛袈裟,就是秣菟羅衣服風格。

此外,早中期逆發(fā)飛天,滿臉虬髯、逆發(fā)的護法造像也顯然是異域風格。獅子、大象、駱駝、聯(lián)珠紋等都是外來輸入,在云岡石窟也均有體現(xiàn)。云岡石窟人物造像不排除有外國工匠參與雕鑿。
中新社記者:云岡石窟被稱為“中國佛教藝術第一個巔峰時期經典之作”,如何影響其他石窟?
彭栓紅:云岡模式的影響,時間上從北魏至隋唐皆可見。宿白先生曾精辟論述,東自遼寧義縣萬佛堂石窟,西迄陜、甘、寧各地的北魏石窟,無不有云岡模式的蹤跡,甚至遠處河西走廊西端、開窟歷史早于云岡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如云岡模式中的雙窟組合對洛陽石窟、天龍山石窟都有影響。云岡模式的褒衣博帶服飾、帝佛合一、大像大龕模式對龍門石窟也有影響。甘肅涇川王母宮(化政寺)石窟幾乎是云岡第6窟中心塔柱形制、上下分兩層、轉角大象設計的翻版。(完)
受訪者簡介:

彭栓紅,山西大同大學文學院教授?,F(xiàn)任《云岡研究》副主編,大同市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副主席等。主要從事云岡石窟文化研究、民俗學與非遺保護、山西作家研究、元雜劇研究。發(fā)表論文30多篇,出版專著2部,參編6部,獲山西省社科成果獎8次,獲學校教學成果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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